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15部分（1/2）
作者：居住地5354
版，只能登２０００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４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４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２旅第５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１９４１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５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指出日军的政治进攻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告诫所属部队，认真加以对待。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对此，八路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还是有空子可钻，一个日本人就在此时打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此人叫水野清，来到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想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此人还掩护过八路军的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为称赞。从这些表现看，水野清不像是个坏人。因此，他渐渐赢得八路军和根据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边沿区的许多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干部，都混得比较熟了，就常常给老百姓看病，送点药给群众，不少人都认为他是进步人士。
后来，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因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常住根据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与他的“进步人士”身份越来越不相符。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的做法“太硬”了，群众也很难接受。他还向八路军建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中国，中国的问题便解决了。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这个奇特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干部陪同下，亲自与水野清谈了一次话。罗荣桓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谈话结束后，罗荣桓指示敌工部，要一面给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细观察，从多方面了解此人。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济南的日伪报纸，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长期的敌后工作经验，使罗荣桓能够作出准确判断。
不久，罗荣桓又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政治谋略人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道路，“打开中国事变的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当得到这一情况后，罗荣桓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最后终于证实水野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
在此之前，水野清曾打友邻国家共产党的招牌，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假名字，水野清只不过是他的最后一个化名。当水野清的真实身份被确认之后，罗荣桓对其进行了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就这样，罗荣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粉碎了这个日本人破坏八路军抗战的企图。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１９４１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八路军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山东共产党武装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在山东检查工作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是，山东还没有形成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罗荣桓为书记，但在这个委员会中，每人各管一摊，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在领导上也没有真正形成核心。
谁更合适
１９４２年冬季，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
事出有因，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山东的八路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主要领导只能有一位，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呢？还是用１１５师的人呢？弄不好，会加深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用１１５师的人，还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其实候选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陈光，是一员虎将，办事干练，作战勇敢，在红军的１０年中，他从一位连长一直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军团长，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他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科长，后来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此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抗战以来的作战经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主管山东军事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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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陈光。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八路军中少数有才干的指挥人员中的两位，但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林彪负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１１５师代师长的问题产生过分歧，只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总部又先于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陈光便成为１１５师的代师长。１９４２年夏季，刘少奇从山东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定下了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
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也许还征求了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彪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罗荣桓不想当一把手
罗荣桓得知这一任命时，不但没有激动，反而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原来，罗荣桓在组织甲子山战斗时，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罗荣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感虚弱。医生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但身为重要领导人，哪里能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得上吃饭、喝水，到前线又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时，罗荣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认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还可以看到血块。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
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６８６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１９４３年１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文章开头就写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
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３月１１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１２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复电：
“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复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１５师政委兼代师长。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４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罗荣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陈光走了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１９４３年３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１１５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１５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１１５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５年。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也有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舍。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由于当时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光调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的事还是严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组织欢送活动。但对陈光回延安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罗荣桓还是进行了精心安排。他选派了１１名精干人员，护送陈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东海回延安。他还给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交待，要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４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４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２旅第５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１９４１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５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指出日军的政治进攻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告诫所属部队，认真加以对待。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对此，八路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还是有空子可钻，一个日本人就在此时打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此人叫水野清，来到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想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此人还掩护过八路军的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为称赞。从这些表现看，水野清不像是个坏人。因此，他渐渐赢得八路军和根据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边沿区的许多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干部，都混得比较熟了，就常常给老百姓看病，送点药给群众，不少人都认为他是进步人士。
后来，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因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常住根据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与他的“进步人士”身份越来越不相符。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的做法“太硬”了，群众也很难接受。他还向八路军建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中国，中国的问题便解决了。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这个奇特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干部陪同下，亲自与水野清谈了一次话。罗荣桓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谈话结束后，罗荣桓指示敌工部，要一面给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细观察，从多方面了解此人。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济南的日伪报纸，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长期的敌后工作经验，使罗荣桓能够作出准确判断。
不久，罗荣桓又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政治谋略人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道路，“打开中国事变的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当得到这一情况后，罗荣桓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最后终于证实水野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
在此之前，水野清曾打友邻国家共产党的招牌，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假名字，水野清只不过是他的最后一个化名。当水野清的真实身份被确认之后，罗荣桓对其进行了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就这样，罗荣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粉碎了这个日本人破坏八路军抗战的企图。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１９４１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八路军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山东共产党武装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在山东检查工作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是，山东还没有形成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罗荣桓为书记，但在这个委员会中，每人各管一摊，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在领导上也没有真正形成核心。
谁更合适
１９４２年冬季，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
事出有因，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山东的八路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主要领导只能有一位，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呢？还是用１１５师的人呢？弄不好，会加深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用１１５师的人，还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其实候选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陈光，是一员虎将，办事干练，作战勇敢，在红军的１０年中，他从一位连长一直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军团长，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他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科长，后来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此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抗战以来的作战经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主管山东军事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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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陈光。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八路军中少数有才干的指挥人员中的两位，但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林彪负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１１５师代师长的问题产生过分歧，只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总部又先于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陈光便成为１１５师的代师长。１９４２年夏季，刘少奇从山东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定下了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
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也许还征求了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彪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罗荣桓不想当一把手
罗荣桓得知这一任命时，不但没有激动，反而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原来，罗荣桓在组织甲子山战斗时，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罗荣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感虚弱。医生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但身为重要领导人，哪里能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得上吃饭、喝水，到前线又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时，罗荣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认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还可以看到血块。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
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６８６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１９４３年１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文章开头就写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
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３月１１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１２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复电：
“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复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１５师政委兼代师长。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４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罗荣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陈光走了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１９４３年３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１１５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１５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１１５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５年。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也有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舍。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由于当时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光调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的事还是严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组织欢送活动。但对陈光回延安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罗荣桓还是进行了精心安排。他选派了１１名精干人员，护送陈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东海回延安。他还给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交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