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4部分（1/2）
作者：居住地5354
，在包括武器、弹药、军饷、给养等作战物资方面，给予八路军一定的支援。当然，八路军也是不遗余力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合作得很好。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第２战区没有阻止住日军在山西发动的进攻，但还是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取得了忻口战役的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陕西的企图。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１５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垅”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１９００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１９０４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１９１０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１９１２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１９２６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２８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１９３２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嘲，猛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阎锡山在三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之中，决定采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抗日，又不公开实行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认为，采取这一策略，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１９３６年６、７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采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系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１１月７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
阎锡山让他的谋士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几天后对此进行表决，结果到会３８人，以３１对７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能达到抗日的目的，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把陕西周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作为统一战线的突破对象。由于阎锡山已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阎锡山与共产党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间协调一部分行动。在处理“西安事变”期间，阎锡山曾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异点，趋向共同的同点，缩小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同点，以致于无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说：“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希望，复兴民族。”
“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可以说，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阎锡山在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联共抗日上先于蒋介石迈出一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而联合红军进行抗日方面，阎锡山也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其所辖的第二战区内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协助下，阎锡山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抗战，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阎锡山的“帮手”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并未动摇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野心。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同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联盟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同日，日军中央统帅部命令华北方面军攻占太原。
１０月上旬，身为国民党第２战区长官的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心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兵力配置情况是：
以郝梦龄第９军、王靖国第１９军以及第７２师、第８５师、第２１师、第９４师、第１７师等部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
以李默庵第１４军、第７１师、独立第８旅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
以刘茂恩第１５军的第６４师、第６５师为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
以朱德、彭德怀的第１８集团军，于两翼侧击。
１０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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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作战中，不但八路军的一些部队经常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而且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偶尔交由八路军指挥。为了不引起双方的矛盾，毛泽东还为此发了一个指示。其内容是：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十月四日”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国民党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６３师、独立第３旅等１０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对八路军还是比较信任的，要不然是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八路军的。
但毛泽东还是处事谨慎，一再嘱咐八路军的领导人要爱护配属给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不让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抱有极大的信心和诚意，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毛泽东当然对此事看得非常重。
八路军交给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并不多，其中的原因是，在阎锡山组织忻口防御作战时，因为八路军在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上还不大具备进行长时间正规作战的能力，所以在这以前八路军便将这方面的意思向阎作了说明。因此，在进行太原、忻口保卫战的过程中，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阎锡山的部队作战，１１５师当然也不例外。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是用正规战，而是游击战。为此，毛泽东于１０月１６日专门发给林彪一个电报。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但八路军在战场上仍十分活跃，胜仗是一个接一个。
１１５师首先以独立团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南部地区出击。１０月１０日，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带领下，攻占涞源县城。１５日拂晓前，独立团以主力进至广灵、灵丘之间的冯家沟设伏。当天上午，日军的运输大队１００余辆马车和担任掩护的步骑５０余人进入伏击区。１１５师独立团突然开火，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１小时左右的激战，毙伤敌１００余人，缴获大车１００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然后乘胜于１６日收复广灵县城。
１９日至２０日，蔚县之敌１０００余人在坦克的支援下猛攻广灵县城。１１５师独立团在给敌以严重的杀伤后主动撤离，转移至广灵东南山地，待机歼敌。占领广灵的日军于２３日，以１０００余人在２０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及５架飞机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向灵丘进犯。独立团依托冯家沟、南阁崖一线山地顽强抗击，打退敌人连续两天的猛攻。２５日，１１５师决定以３４４旅一部增援独立团，向进犯之敌侧后实施机动，给敌人造成威胁，于是南犯之敌不得不向广灵撤退。独立团再次乘胜追击，于当日黄昏收复广灵县城，并歼敌一部，其余的敌人向蔚县逃窜。２６日，独立团又相继攻克紫荆关及灵丘、蔚县二城。
在独立团频频出击的同时，１１５师的骑兵营等部队由山西东北进入河北西部。
１８日夜里２时，骑兵营奔袭曲阳县城，歼灭大部守敌，残敌向定县、新乐逃窜。骑兵营收复曲阳县后，缴获大量给养，并于当日打退定县之敌的反扑。至１０月２９日，骑兵营等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县城，并伏击平汉铁路沿线的清风店车站，严重地威胁敌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第３４４旅也是连续出击。该旅奉命打击晋东北平型关、繁峙一线的日军。１０月１４日，该旅主力于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的日军汽车运输队（有１３０余辆汽车），并打退该敌一个大队的连续反扑，激战到傍晚，共毙敌１００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迫敌退回灵丘县城。随后，该旅连续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
在３４４旅、师独立旅等部队，于晋东北附近地区同日军作战的同时，１１５师师部及３４３旅正在南线打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军队未能在事先加强娘子关和九龙一线的防御，直到敌军逼近，才令第２６、第２７路军、第３军等部队进至娘子关一线组织仓卒防御，未能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２６日，放弃娘子关，向西南撤退。在晋东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１０月２８日，率１１５师师部及第３４３旅，由五台山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并指挥第１２９师和１１５师的主力，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犯之敌，以配合友军的作战。
１０月３０日，八路军１１５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地区，待机歼灭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１１月２日，敌第２０师团第４０旅团先头之第７９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第３４３旅以６８６团２营在马道岭一带节节抗击，并迟滞与疲惫敌人，以掩护主力完成伏击部署。敌在２营的不断抗击和袭扰下，前进缓慢，日行程仅７公里。第３４３旅的其他部队抓紧时机，迅速占领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的有利地形，完成了伏击的作战部署：
第６８６团占领广阳镇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的高地，担负主要攻击任务；
第６８５团３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６８６团歼灭进入伏击地域之敌。
４日１３时，敌先头两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而其辎重队处于１１５师的伏击地域之内。１１５师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原则，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队发起突然攻击，将其分割成数段，经过４小时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在这次作战中，１１５师共歼敌１０００余人，缴获骡马７００余匹、步枪３００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１１５师伤亡２００余人。这是１１５师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１５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垅”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１９００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１９０４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１９１０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１９１２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１９２６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２８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１９３２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嘲，猛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阎锡山在三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之中，决定采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抗日，又不公开实行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认为，采取这一策略，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１９３６年６、７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采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系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１１月７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
阎锡山让他的谋士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几天后对此进行表决，结果到会３８人，以３１对７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能达到抗日的目的，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把陕西周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作为统一战线的突破对象。由于阎锡山已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阎锡山与共产党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间协调一部分行动。在处理“西安事变”期间，阎锡山曾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异点，趋向共同的同点，缩小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同点，以致于无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说：“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希望，复兴民族。”
“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可以说，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阎锡山在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联共抗日上先于蒋介石迈出一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而联合红军进行抗日方面，阎锡山也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其所辖的第二战区内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协助下，阎锡山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抗战，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阎锡山的“帮手”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并未动摇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野心。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同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联盟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同日，日军中央统帅部命令华北方面军攻占太原。
１０月上旬，身为国民党第２战区长官的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心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兵力配置情况是：
以郝梦龄第９军、王靖国第１９军以及第７２师、第８５师、第２１师、第９４师、第１７师等部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
以李默庵第１４军、第７１师、独立第８旅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
以刘茂恩第１５军的第６４师、第６５师为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
以朱德、彭德怀的第１８集团军，于两翼侧击。
１０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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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作战中，不但八路军的一些部队经常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而且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偶尔交由八路军指挥。为了不引起双方的矛盾，毛泽东还为此发了一个指示。其内容是：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十月四日”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国民党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６３师、独立第３旅等１０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对八路军还是比较信任的，要不然是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八路军的。
但毛泽东还是处事谨慎，一再嘱咐八路军的领导人要爱护配属给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不让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抱有极大的信心和诚意，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毛泽东当然对此事看得非常重。
八路军交给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并不多，其中的原因是，在阎锡山组织忻口防御作战时，因为八路军在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上还不大具备进行长时间正规作战的能力，所以在这以前八路军便将这方面的意思向阎作了说明。因此，在进行太原、忻口保卫战的过程中，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阎锡山的部队作战，１１５师当然也不例外。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是用正规战，而是游击战。为此，毛泽东于１０月１６日专门发给林彪一个电报。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但八路军在战场上仍十分活跃，胜仗是一个接一个。
１１５师首先以独立团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南部地区出击。１０月１０日，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带领下，攻占涞源县城。１５日拂晓前，独立团以主力进至广灵、灵丘之间的冯家沟设伏。当天上午，日军的运输大队１００余辆马车和担任掩护的步骑５０余人进入伏击区。１１５师独立团突然开火，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１小时左右的激战，毙伤敌１００余人，缴获大车１００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然后乘胜于１６日收复广灵县城。
１９日至２０日，蔚县之敌１０００余人在坦克的支援下猛攻广灵县城。１１５师独立团在给敌以严重的杀伤后主动撤离，转移至广灵东南山地，待机歼敌。占领广灵的日军于２３日，以１０００余人在２０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及５架飞机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向灵丘进犯。独立团依托冯家沟、南阁崖一线山地顽强抗击，打退敌人连续两天的猛攻。２５日，１１５师决定以３４４旅一部增援独立团，向进犯之敌侧后实施机动，给敌人造成威胁，于是南犯之敌不得不向广灵撤退。独立团再次乘胜追击，于当日黄昏收复广灵县城，并歼敌一部，其余的敌人向蔚县逃窜。２６日，独立团又相继攻克紫荆关及灵丘、蔚县二城。
在独立团频频出击的同时，１１５师的骑兵营等部队由山西东北进入河北西部。
１８日夜里２时，骑兵营奔袭曲阳县城，歼灭大部守敌，残敌向定县、新乐逃窜。骑兵营收复曲阳县后，缴获大量给养，并于当日打退定县之敌的反扑。至１０月２９日，骑兵营等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县城，并伏击平汉铁路沿线的清风店车站，严重地威胁敌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第３４４旅也是连续出击。该旅奉命打击晋东北平型关、繁峙一线的日军。１０月１４日，该旅主力于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的日军汽车运输队（有１３０余辆汽车），并打退该敌一个大队的连续反扑，激战到傍晚，共毙敌１００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迫敌退回灵丘县城。随后，该旅连续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
在３４４旅、师独立旅等部队，于晋东北附近地区同日军作战的同时，１１５师师部及３４３旅正在南线打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军队未能在事先加强娘子关和九龙一线的防御，直到敌军逼近，才令第２６、第２７路军、第３军等部队进至娘子关一线组织仓卒防御，未能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２６日，放弃娘子关，向西南撤退。在晋东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１０月２８日，率１１５师师部及第３４３旅，由五台山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并指挥第１２９师和１１５师的主力，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犯之敌，以配合友军的作战。
１０月３０日，八路军１１５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地区，待机歼灭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１１月２日，敌第２０师团第４０旅团先头之第７９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第３４３旅以６８６团２营在马道岭一带节节抗击，并迟滞与疲惫敌人，以掩护主力完成伏击部署。敌在２营的不断抗击和袭扰下，前进缓慢，日行程仅７公里。第３４３旅的其他部队抓紧时机，迅速占领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的有利地形，完成了伏击的作战部署：
第６８６团占领广阳镇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的高地，担负主要攻击任务；
第６８５团３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６８６团歼灭进入伏击地域之敌。
４日１３时，敌先头两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而其辎重队处于１１５师的伏击地域之内。１１５师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原则，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队发起突然攻击，将其分割成数段，经过４小时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在这次作战中，１１５师共歼敌１０００余人，缴获骡马７００余匹、步枪３００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１１５师伤亡２００余人。这是１１５师